而且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企业家是非理性的，政府是理性的，毕竟政府也是由人管理的。

假设从2016年到2049年我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匀速收敛到美国的水平，即2%，则2016-204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.28%，远高于赶超所需的3.64%。要实现消费转型，开放市场势在必行。

缩小地区差距，中西部的人均收入达到东部的三分之二以上。国际上关于高收入的定义存在争议，但一般以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%为界限。另一方面，内陆地区不应过多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，而是要虚心接受沿海产业的转移，这对于三、四线城市尤为重要。到2049年，我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，即恢复到我国的历史最高水平（1830年左右），人均收入接近世界平均收入的两倍。我国将不断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，如日本今天一样。

在未来的二十年里，我国应该把重点转移到内陆地区的发展上来，主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：提出一个内陆腾飞计划，出台鼓励产业內移的政策措施。在收入之外，中等收入强国目标还应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研发投入总量赶上美国。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利己，利润是资本的唯一追求，做企业只要挣钱就够了，根本没有社会意识。

作为一个企业家，为什么要强调爱国，要反哺社会，要关注社区利益，促进共同发展，就是因为义以生利，利他才能利己。五是缺乏契约精神，法律意识淡薄。二是很多企业家自私自利。同时这其中还有张謇这样的晚清状元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深入到骨子里。

其实，早在司马迁那里，就肯定了人们的逐利欲望，提出利是人们的生活要求，追逐物质利益是人们的本性。工人群众、干部、技术人员三结合。

第二个层次是儒家的积极伦理，我们可以概括为义以生利"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，才真正开始了工业化。这两个行业可以说都是我们的传统行业，而且面临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难题。也有人会说，他们是被当时的形式所逼迫，是大势所趋，但我们应该看到，他们也是经过了反复思考，才做出了最终的抉择的。

这都是在肯定人的逐利欲望的正当性。伦理是经济活动与社会交往的产物，而不是相反。所以说新教伦理不是空穴来风，它不可能脱离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实践而独立存在。不清楚跟政府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关系。

三是在这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、现代过渡的阶段，这些人身上既有独立的企业家精神，又摆脱不了跟官府密切结合的传统官商文化本性。二是这一代企业家，普遍顺应时代，具有在转型时代嗅觉灵敏，开拓创新的能力，善于创新，抓住机遇。

这个群体有两个来源：一个是带有集体性质的企业，改制之后成为培育企业家的土壤。今天，我们再来看《鞍钢宪法》，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：作为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，不再是高高在上，而是和民众打成一片，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，依靠民众的创新和创造精神，依靠团队和集体力量，形成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的整体力量。

这些企业家的出身不同，历史背景千差万别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带有现代企业家的精神基因。伴随着我们国家倡议的一带一路，以及参与全球化治理的步伐加快，中国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，中国企业家不管是在现实竞争中，还是在精神修炼的更高层面上，都将面临重大的挑战，但更面临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。赵靖先生对于韦伯是持批判态度的，认为韦伯的学说，在理论上是头脚倒置，韦伯把文化，尤其是宗教，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。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脉，企业家精神方面是否也应该有代表性？ 王曙光：是的。毛泽东在批示中，将鞍钢的报告总结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，即坚持政治挂帅，加强党的领导，大搞群众运动，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，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。人生来有追逐利益的欲望，无可厚非，但是必须受到义的约束。

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必将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。三是工业化迅猛兴起时期的新中国企业家精神。

但其实，从韦伯命题提出之后，反对的声音也同样有很多。其实，新教中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，恰恰是经济发展的产物。

林锋：谈论企业家精神，不能忘记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。对此您怎么看？ 王曙光：韦伯的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》，在西方和东方影响都很大，他认为在中国和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东亚国家，无法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，这被称为韦伯命题，其观点被很多人接受。

在这两大历史任务的指引下，当时的企业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：一是很强的奉献精神，国家至上，国家目标超越企业目标。在这些人身上，中国儒商文化的一大精神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，那就是义利合一。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。他也是冯友兰说中国文化两千年解不开的死结的官商文化代表。

例如陈光甫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的，范旭东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，穆藕初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。拿中国来说，我们有着自己历史悠久的商业传统，我们的商业精神，其实跟现代企业精神是很类似的。

当半个多世纪过去后，我们再回眸历史，再去看这种工业化迅猛推进时代的精神动力，我们已经很难想象，王进喜跳进泥浆池子里，用自己的身体去当搅拌器，可这就是在那个年代里真实发生过的事情，现在到大庆看看，还有王进喜留下的遗物，还可以到处可见铁人精神所留下的痕迹和影响，毫不褪色。国有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曾经缔造出了代表时代之魂的企业家精神。

他的《货殖列传》，就是最早为中国商人树碑立传的。这种团队精神，集体主义精神，对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都非常重要。

好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产生不了企业家精神，中国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，这个说法有问题，太过绝对化。要给企业家以稳定的预期，用法治的环境和法治的精神来培育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。这些人可不是单纯做生意，他们办企业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，是有着明确的实业救国、实业兴国的抱负和追求的。四是短视和机会主义，缺乏永续经营的思想，没有做百年老店的追求和抱负。

就像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企业家精神一样，也会有人认为，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精神的，这当然是不对的。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：东亚的现代化，或者说东亚企业的现代化，并没有受到儒家伦理的制约和束缚，相反，儒家伦理在东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，起到了很好的催生和助推的作用。

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，就是盛宣怀，被誉为手握十六颗夜明珠的大企业家，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历史上的无数个第一，但是他的成功主要是善于和政府打交道，利用官府的力量达成目的。林锋：在了解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后，我们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，也更加自信。

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迅猛推进工业化时期，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《鞍钢宪法》。官商文化在两千多年中一直存在着，今天叫做政商文化，但还是脱离不了和政府的关系，造成很多企业家对自己的定位不准。